道

Reading list
[Nash03] The American People
[Russo97] Straight man
[谢立中] 社会学经典读本
[东野]白夜行
[Mayo07] 基础金融
[Hull] 期权期货与其他衍生物
[AZ00] Proofs from the book
[黎戈]私语书
[Klebaner04] Introduction to Stochastic Calculus with Applications
[Cox] Principle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
[KT] A first course in stochastic process
[周重林] 郎骑竹马来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曹雪芹]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

看着陈冠中的《事后》（英文叫"Afterward: a chronicle of Hong Kong culture", 陈老师英文功力显然在中文之上），觉得他开口闭口的老是“七十年代”，觉得好是有趣。但是却猛然惊觉，现在已是09岁末，我们的00年代就这样要结束了。

他的七十年代原来便是我的00年代。很多年后我能像他那般如数家珍得道出香港，波士顿，西雅图，或者是深圳北京的生活的琐事么？或许我真得在年关前记下点什么，以防以后忘记---大抵也是为了纪念。

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计算，想知道要怎样才能做到杜甫说的“读书破万卷”。我不知道“卷"是什么一个概念，但我总觉得跟今天的“本”是同一个意义。如果姑且这么认为，而且姑且认为一个人成年以后有五十年的时间去念书。那么要念一万本书，就是每年要念200本书，平均不到两天要能念完一本书。这样的念书速度，我只有在放假和期末考试之前能达到。如果乐观一点，认为一生能有75年的念书时间，那么就要平均不3天能念一本书. 这样的念书速度, 我只有在没有两个星期以内没有deadline, 没有考试才能达到.

所以, 今生大抵不能"读书破万卷"了.

那么, 我这辈子大概会念多少书呢? 从高中毕业以来, 专业和非专业的书加起来总共念了400本. 8年400本, 56年则是2800本, 64年则是3200本. 最乐观的看, 封顶5000本. 5000本书换了一辈子, 人生短得有些滑稽.

即便要达到三五千本, 也要从此以后能念书的时间不减少。这又是多自欺欺人的假设。博二以来,毕业压力遽然而来, 根本就没闲过心来念几本书. 日后的日程也早是排满. 今后的时日已从前是不能比了.

好些年前还兴致勃勃地买了些史记,管锥篇之类的"something deep"的书来念念, 总觉得以后会有一天"settle down"了, 便能慢腾腾的一杯咖啡,一篇篇本记世家的看下去. 当时只是隐隐的觉得会有那么一天的, 也不太清楚"settle down"究竟是什么意思, 念小本硕士的时候,觉得settle down就是开始念博士, 开始念博士的时候, 觉得settle down就是念完博士, 博士资格考后,觉得settle down就是找到教职了. 终于有一天, 我学会了不再自欺欺人, 我早便是"入世"了, 退休前千万不能指望着什么闲逸, 说得好听点便是"全心为人民服务50年", 说得难听点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所以，我再也不做梦那天还能像以前在清水湾畔朝朝夕夕像郁达夫那般念书的光景，有半分空闲，便赶忙拿起书念几段。但是，空闲多是大忙大累之后，念点轻散文，轻史书便已经很不错了, 那还念得懂什么高祖本纪, 陈涉世家. 小团圆于我都算是费神的读物。真不得不感叹，少年十五二十与史记汉书失之交臂，此生不知何时能与太史公他们神交了。

2012中，爱好文学的科学家似乎最受上流社会千金小姐的青睐, 看得我哑然. 真不知道是导演"naive"还是观众"naive". 求功求名哪是看书看来的. 倒不如学些李鸿章求官的手段来的实际. 依我看来,多念些书, 最多只能多出些世, 少些desocialize, 如果真是好运, 大概还有点机会明白些大是大非, 仅此而已, 与功名没有关系.

哎, 这些日子连续的写论文, 起承转合都是英文的结构英文的文法. 少念几日书比少吃几餐饭还来的揪心.

最近老在听这首歌，特别是后半段蒙古文版。

来自http://www.lg.leader.edu.tw/2008/teacher.html

harvard fml中一个小孩说，我每次跟人说起一个故事，总以"Today in Lamont…”或者“When I was studying in the Science Center…”打头，我会心地笑了。一所稍微训练严谨一点的大学，对很多中产的孩子来说，无疑只是最快的帮他们剥下了童年的尾巴，让他们提早的适应他们毕业以后繁重的任务。这样的训练，稍微对他们有正面帮助的，或许就是强迫他们爱上图书馆。

即便毕业许久，再也不用介意成绩单上有多少个A，我的状况似乎不比那小孩好很多。生活中除了间或有些酒精出现，每日的时间便全耗在研究和各种柴盐酱醋中---有时会特意跑去锻炼，但是锻炼的目的似乎还是为了能更好地做研究。harvardfml的小孩们常怨着风花雪月和term paper中只能选择后者，我则常不能理解为什么念博士最缺的竟是念书的时间。最近几个月，我竟然只在以统计学中抽样的方法去念书，没有念全过一本书。

但是，有些好书稍微翻翻便知道是好书，就好像一首词念了上阙，便常心中有数是不是上乘之作。今日推荐的是三本书。第一本市钱理群的《做老师真难真好》，第二本是号称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袁腾飞写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两本书写的算是精彩，但是真是让我看得津津有味的大概是他们对事业的热爱和书中给了我个意淫曾经的梦的机会。刚上高三时，我曾经花了１０分钟时间向我家长争取去念历史班。当时在我看来，念历史和念物理都不是太靠谱的事情，我没有必要为了俩件不靠谱的事情选其一去折腾。所以十分钟后我便放弃了。如果那一天我父亲也敢于承认念历史和念物理对他儿子来说都是不靠谱的事情，没有必要为了俩件不靠谱的事情选其一去折腾，或许我今天的生活就更像袁老师了。而高三毕业以后，每年暑假我都觉得我要去最穷的地方支教，一来可以减肥，二来或许会好运看到陶渊明说的田园风光，三来我的确觉得我会成为一个靠谱的人民教师。当然，这个计划每年只是实施到幻想的那一步。所以钱老师的《做》提供了更翔实的素材让我继续来年幻想。

最后一本推荐的是《何以笙箫默》，douban推荐给我的。看了一章，觉得好亦舒，又有点《浮生六记》，便推荐了。上大学写太多C++, 看太少言情小说了，所以现在决定要补课。

从snowsoso同学那里看来的。

两年前在西雅图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深夜宅在办公室里看日剧《1リットルの涙》。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主题曲。两年后我回到相同的公司工作，但是发现我的人性堕落了许多。我觉得在人性堕落的时候，就是应该听颂扬人性光辉的歌曲---即便这是演戏演出来的。

最近爱上Xu老师的文章，先是专业，后是诗文。这篇文章我今日便念了又念。听说她从前便是Y老师和D老师的爱徒，博士时更是师从那位刚刚陨落的巨星。现在似乎又转战金融了。何等传奇的经历。

xswlxswl, 不能让不朽的文章就这样沉下去：

http://kenshinping.spaces.live.com/blog/cns!EE5F96D19386D676!2466.entry

贴一首北京秋天的诗，

萧萧几叶风兼雨，离人偏识长更苦。欹枕数秋天，蟾蜍下早弦。
夜寒惊被薄，泪与灯花落。无处不伤心，轻尘在玉琴。

昨天大厦已经开始供暖了，所以"夜寒惊被薄"大概不会再发生了。

看了默顿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中的"知识分子在公共科层组织中的作用“那章。我们这个群体被人如此研究法，实属有趣。只是被人这样赤裸裸的刻划出知识分子心中永远的挣扎，总是黯然神伤的。

从南国回到北京，发现秋风已起，换上了厚重的衣裳。同事搬了过来跟我住，每日与他同起同睡，朝九晚十二的做着研究，写着论文，还有间或徘徊于海淀那两所特别的高校中听着不同的演讲---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我总是要求自己每个学期能上一到两门课，算是让我时刻适应着教学跟研究一起做的那种紧迫的气氛。这个学期虽然只是旁听，但是还算正在坚持吧。

好久没有回到属于我的世界了。每次在高校看着那群扎堆的渴望求知的年轻学生，才觉得这是真的家园，这才是我最向往的去处。那日论文写到12点，拖着疲惫的身躯与同事一起回家，我有气无力的问着同事，“这样的辛苦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又自答道，“或许这本来就是没有尽头的。“ 大概我本来就渴求着这样将毕生的精力放在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上吧。

不管怎样，我回家了。明志总是辗转的。

北京的秋日让我想起那年南京相同的季节。瑟瑟的秋风扫过熙攘的街区和车水马龙的大道，这风景与剑桥小镇秋日中只见零星的行人与稀少的车辆是万般的不同。因为身处高新技术区，街上来往的尽是年轻人，我的作息也因为工作的需要，慢慢的改回与在南京的作息一般，今年的北京于我, 与那年的南京有着多少说不出的相似。

好几年过去了， 回到这熟悉的故土，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大抵只有那我身后多出来的几万里的路。这让我总有错觉，以为回到过去是有可能的。

那年我在南京念书，住在大学校园最边缘的那栋突兀的宿舍，宿舍再往外看，便是一片荒芜。后来我总觉得，那时我们住在的是世界的尽头。那样的年纪，即便真是住在世界的尽头，双眼里看到的也总是希望，还有毛主席说的那个归根结底还是属于我们的世界。

那个时候我常一个人坐在宿舍面窗的桌子看着些乱七八糟的书，看得完看不完先买了再说，这坏习惯便一直拖到了今天。记得那时看了篇叫《我的大学十年》的文章，心中好是佩服那作者，似乎有意的想要模仿他。而且当时总觉得，十年十分遥远，跟一辈子也没什么区别。现在十年只过剩一点了，我也多少模仿了他走过的路。不知道如果我那时没有看那篇文章是不是一切都不同了。当然，这只是众多不能做的假设中的一个。

我们上课的教室似乎总是那么的明媚。隐约还记得那些高数课上着的微积分---因为离开南京以后，我又念了那本教材好几遍，至于英语和口语上了什么，就全然无记忆了。唯一记得的就是那肥胖开朗的英语老师和那还算标致的口语老师，她俩能算是“肥环瘦燕”么？或许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学生。除此以外，记得的便是上课坐我旁边的俩美女和坐我后面高高的那位让我特别敬重的男生。不知道为什么，开学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很自觉地天天坐在自己给自己排的座位上。  当上课百无聊赖的时候，我隐约记得我总喜欢偷偷地看着那本”C: the complete reference”---一本从深圳带过来的书。

教学楼内，除了教室，还有印象的，大概就是那幽长的走廊，每次走路似乎都回音特别大， 穿过幽幽的走廊，等着我的有时是那公用电话成排的电话亭，有时是那要脱鞋才能进的“机房”，有时是那让我感觉新奇不已的大学书店，有时是那个书店不远处的邮局，好像邮局才卖我要等的那本《程序员》月刊，所以我常是光顾。那时我选择的专业，似乎能承载我一切的梦想和精力。间或还有那么一两次，与一位男生同学在空旷的教室内逼着另一位女生同学弹钢琴。去了香港以后，与那位男生同学还常有吃吃喝喝，与那女生，便整个大学没说上超过20句话，毕业后她工作了，后来听说她回母校念博士了----小女生 刚入大学那阵高数总是考得惨无人睹，现在竟念起了统计博士， 是因为科技大学个”wonderland”, 还是她本身就是个传奇？我猜大抵两者都是吧。最近一次见着她，暮然发现她婚也结了。

教室明媚，去教室的途中就往往带着刺骨的痛，九月开学，秋风一起，炎炎夏日便不再见踪影了，所以在南京与我们相伴的，多是针扎般的寒冷的天气。这样的天气让我这在南方长住的人格外难忘。刺骨的寒风，不一定只有在迈向教学楼的时候才会款待我们，四平八稳的图书馆，风尘滚滚的足球场，还有那教学楼底那卖吃卖喝卖日用品的杂货店，无论去哪，似乎总免不了寒风的挑战。那时健硕的身躯， 似乎从未将这区区的寒意放在眼里。或许那是望见的前方，总是明媚的。不过也是那时，我才发现，冷风原来是有气味的。

离开南京前的那天，我们还遇见了新年第一场雪，那日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在那面着荒山的桌前看书，忽然房中闯进了几个不速之客， 往我身上掷了几个雪球便迅速离去了。我错愕许久，想起要从窗外眺望，才发现外面已经是一片雪战了。我也就自然的加入了这战事。战事好像一直延续到天黑。那时玩雪战的每个人，都是无忧无虑的。

又一阵瑟瑟的风吹来，眼前的原来不是那球场，那教室，那一起南下的大学同学，而是手上那篇快改好的IEEE transaction on information theory的cameral ready。 而且听说，我们那曾经学习过的校园，好像也拆了。

一切, 真的不能重来了吗？

日子飞也似的到了周末。表妹要搬宿舍，所以便找到了借口去北二外溜达。去到才发现，我根本是不用去的，因为排着队要帮她忙的小男孩根本见不到队尾。所以，大概就花了一个小时时间，就彻彻底底的把东西全部搬完了。搬过宿舍的人，大概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剩的时间我就沤在表妹房中帮她unpacked, 虽然是闷了点的活，门外来来往往的女生让我留鼻血不止, 似乎其中任何一个跑香港TVB参加选美, 香港小姐就不用选了. 但是在更多的时候门外没有人, 我就只能看着或者帮着表妹了. 有时看着表妹灵巧的讲大包小包的东西摆放得井然有序，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因为上次与她相处这么久，大抵就是母亲住院前的那些时日了。那时上小学二年级的她又胖又矮又操一口北姑口音的普通话。还常拿让我那时嘲笑不已的“最大进步奖”(再后来我就自己常拿, 那时后话了)。而她当时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还老跟我抢游戏机---她那劲横得厉害, 真是动起手来跟我抢游戏机的。所以我常趁我俩的家长都不在的时候，努力欺负她---譬如装鬼吓她，而且这招屡试不爽, 每每让她哭得许久。或者总在她弄坏家中什么东西的时候, 向家长打她的小报告. 当时我十三岁，她六七岁的样子。依我的经验，人在六岁以前是不会记得什么的。因为那时，每当有长得起奇形怪状的阿伯阿婶见到我故作惊讶状，说:"都长那么大了，你还记得你刚出生/上幼儿园时/上小学一年级时我抱过你吗?",我都在想,"操,你自己能记得你小时候尿床的样子么?"

正是因为我十分坚定地认为我表妹以后是不会记得我在她六七岁的时候欺负过她, 所以我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而且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 再大点她就记仇了. 怎么知道后来不久, 家中横生变故, 与表妹家十多年便再无来往. 再见回她的时候, 便再也不是机器猫般又胖又矮, 而是像成年以后的静宜又瘦又高又漂亮. 而且性格文静的很. 而我总是心虚的很, 终于找到了个机会问她记不记得我做过什么缺德事. 她一脸茫然, 说不记得. 放下心头大石之余, 又窃喜与当年我的远见. 

何止表妹, 最近还遇回好几小学同学. 惊叹于他们在学界之外那些精彩的历练之余, 总觉得这些日子时间在倒转, 把我拖回从前的人事中.

按照教练的要求，把每天吃的都列了出来。如果是在美国，这样的餐饮算是十分丰盛了吧。

早上
3 片面包+一杯果汁
咖啡一杯
中午
卤肉饭+紫菜汤
下午：
桃子1个，奶茶一杯
晚上：
牛肉+莲藕+西红柿+饭
深夜：
面包一片

晚上的时候跑了20圈400米，本来还要做些力量，怎么知道肩部肌肉不支，力量就没怎么做成了。以后再也不能躺着看书了。

除此以外，听了个京都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讲座。他们一行来了俩，一老一少，老的在上面讲，少的在下面听。老的出过国，英语还结结巴巴的讲得来，少的在下面给老的提建议，就干脆只说日语了。几次三番听着少的解释，老的翻译的时候，我总想把我唯一会的日语说出来: "そうですね"(sou desu ne，说的是呀)。这似乎是一句很假，但是总处处有用的话。

京都大学总给我感觉是那么浪漫的地方，大概是因为林老师的《京都一年》作怪吧。但是见了实实在在的京都大学的人后，便总觉得这份浪漫打了点折扣。其实，什么样的浪漫，都有这般的通病。

即便是天塌下来了，日子还是得继续的过下去。这大抵是上帝最大的恩泽，也是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惩罚吧---当然，前提是上帝的存在。

这些日子念着《小团圆》，张老师的书，从《同学少年都不贱》开始，便是念得吃力无比。这本书看上去也不例外；书只念了那三分之一，听说会团圆的恋爱还没开始，但是那70年前的战事却被张老师画得栩栩如生。那分明是港大的维大，让张的描绘更添多了分厚实感。那港岛战争中的惊慌，竟带入了我梦中。让我午觉时做了一阵噩梦。醒来时方知，现在不是七十年前，我也不在香港。

没怎么年过季老的书，一来不怎么看得懂，二来出佛入道于我而言总是太累了。记忆中只念过他的《谈人生》和《留德十年》。与他的研究不同，他的这些散文，有时候想说的道理浅显的真让人读过就忘了。到头来最让人起敬的，还是他那八九十岁还笔耕不辍的精神。

喜爱象牙塔中的一点，便是一辈子从不停断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反省。看似安逸的大学教职，即便要做到季老十分之一那么好，又谈何容易。

另，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了两个星期，研究院有四百个全职和四百个实习。实习生中我又算是比较年长的了。每天看着三，四百个朝气蓬勃的小朋友上窜下窜，看上去一点不比我在哈哈大学见到的小朋友逊色，总觉得这些祖国的花朵明日会大有作为的。

与许久不见身材很好的老同学抱怨感情不顺利，老同学一语中的地说："who is so sor to date with you?"。

老同学的眼光的确有独到之处。

我对首都的痴迷程度可能不亚于电影《老港正传》中黄秋生对北京的感情。所以在北京呆了这许多天，除了喜欢便是喜欢。念了三年清水湾劳动大学，又在美丽的合众国蹲了几年，现在沐浴在祖国的阳光下工作，只有两个感觉：1. 我进城了! 2. 我终于进城了!

大抵是费正清的话，“中国的士人, 白天把自己幻想成为社稷尽心尽力的儒家式的学者, 晚上则把自己幻想成道教的虔诚信徒，让自己多出世些”。朱光潜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可能这般的意象--- 特别是那隐世的那一部分----是深刻的印在我意识的最深处罢，所以理想中的生活可以像袁枚般，很早的就能放下俗务，拥有一个很大的园林，没事干就是研究美食，园林，怪力乱神，或者房中术；又可以是像余英时般，拥有一个很大的”house”, house后面尽是竹林。每日做的事情就是抽烟看书写作，累了就在竹林中散散步。这样的生活，可能就是程朱理学中的那个“天人合一”的歪解吧。

有时我也在疑惑着，那么独特的中国式意象，在我们的意识中是在什么时候建起的。认真想来，这样的意象，在很多近代当代中文小说中都有着墨。金庸中的《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杨过与小龙女在襄阳城破以后便隐居了起来，张无忌和赵敏，最后也是选择了不要江山，要平淡的生活。《鹿鼎记》中，韦小宝最后是带着七个老婆逃离了皇帝，也逃离了天地会；其实仔细想想他那十四部小说，虽然剧情各异，无法比较，但是最后主角隐居，似乎是最理想的结局，这犹如欧洲童话中那个固定结局“从此便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那般自然。

那些更受人追捧的四大名著，便更在刻画着这个“出世”与“入世”的意象。譬如《三国演义》中的大正角诸葛亮，出山前是游山玩水，典型的隐居者，出山后便是蜀汉政权中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让人尊重的宰相，是一个完美的儒家学者。似乎一个值尊重的国人便是要就隐居，要就为国家而死。此外，别无第三条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确是对“入世”的事业没什么兴趣，以书中的说法，便是对功名的厌恶；但是，即便入世的儒学可以抛弃，佛道的意象则是不可能被抹去的。宝玉的性情，多少是飘飘然的道士与看得透红尘的僧人的混合体吧。

或许可以粗糙的说，贵国正统的官学，强调着出世与入世并存；而在没那么正统的裨官野史和小说家笔下，或者儒学可以选择性的屏蔽，但是出佛入道则是万不能少的。

也就是说，也许是由于父母的要求，也许是由于朋辈的建议，在我们少年时第一次打开了三联出版社的那套金庸，或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个四大名著系列，我们便---或许可悲，或许可幸---开始与古人神游起来，接纳着儒道佛混杂在一起的意象。从另一方面讲，真要教一个人学习中国”文化”，叫他念念金庸，念念四大名著便大概是不错的选择吧。如果真的要看一个人是多传统的中国人，问问他念了几部金庸，几本四大名著，喜不喜欢它们，便大抵能知被询问者的心境了。

做一个传统的国人有什么缺点？ 应该是不少的吧。入世与出世本身便是一对永远相互挣扎的孪生胎。记得这是朱天心的《击壤歌》中的一句：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大抵就是又想出世，又想入世的人。抛开出世与入世那永恒的挣扎以外，儒道佛倒是出奇一致的不赞成对物欲上的追求（呵呵，我算是半桶水的人，不知道道教中对房中术的痴迷算不算对物欲的追求之一，还有那藏传佛教中的密宗，我也是深不得其解的）， 所以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对着那个”American Dream”, 还有那个标榜着能允许每个人”pursue their happiness”的”free land”总是多少有着厌恶和错愕的。泛泛的说，有些国学功底的人，或多或少的会像钱穆般，对着西方与西学有些抗拒。

还有，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更确切地说，是那些“飞雪连天射白鹿”与四大名著的爱好者们----会不会也像我这般梦想着在大学教书呢？ 似乎大学教授，是现代社会中为数不多的职位能让既想出世又想入世的人有足够的幻想的空间。当教育学生的时候，便幻想着自已有为社会输送栋梁作一份贡献；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整天表现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便像隐居的高人般，在云里飞来飞去。研究与教学的工作似乎隐约的呼应着孔子那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能算是实践成儒家学者的一个实例吧； 拿着还算体面的工资，又不是那种巨富，便又可以理直气壮地演一回清高。

多么俗的如意算盘。到底我还是半个广东人，多少能像商人般适时地计算着利害。

不敢相信曾在这么漂亮的校园呆过一年，大概旅途中的人总是莫名其妙的忙碌吧。其实我真的很想再在这静谧的小镇住上一年半载。

今天去买烟，路过一个见了4年都从来没进去过的理发店。想着二胖逼着我在回家之前把头剪好。便觉得是个机会试一下这家店。

店里的阿姨浓妆艳抹，见到我热情招待；看上去我似乎是下午来的唯一的客人。阿姨用略带口音的英语寒暄着几句，我似懂非懂的接了几句腔。最后阿姨自我介绍说，她来自意大利。她一说意大利，我就乐了。最近在二胖的洗脑之下，我也忽然觉得意大利是个很有艺术气息的国度。所以特别放心让她动刀。

意大利阿姨似乎很专业，问长问短，那种发型，要怎么剪。甚至是问了我的职业，大概觉得，知道客人的职业才能找到个更适合的发型吧。我说，“我念书”，她问，“在哪念”我说“在附近，Harvard”，她问是"extension school （成人学院）“的还是"summer school"（暑期班）的。我十分无奈，难道我脸上真写着“我是成教学生”么，回答道“我是regular student”，在念研究生。然后她作惊讶状，“不成，研究生怎么能把头发留那么长呢？rock star”才把头发弄那么长。然后对着长发便似对着万恶的撒旦，愤然动刀。

五分钟未到，家常还没拉几句，我便发现，剪完了。我那留了半年的头，就这样被她在５分钟内彻底征服了。或者说，她用了五分钟时间，就使得我残余的头发老老实实的顺着脑型外露２厘米。再换句话说，她帮我剪了个小平头。

末了，她对着我的新造型反复的说说，"this looks much better"。至此，第一次体会意大利人民艺术之旅便随着平头的诞生结束了。

看到一篇Forbes关于高考的文章(http://www.forbes.com/2009/06/09/china-college-exam-markets-beijing.html), 蛮逗的，还把两篇高考作文翻译了。人家文章结尾，还把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MV也贴上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The rabbit is the reigning champion sprinter of the small animal sports games, but he can’t swim. One time, the rabbit was chased by the wolf to a river and almost got caught. The Animal Management Bureau wants small animals to develop in a well-rounded way, and sent the rabbit to a swim class. In the same class are the dog, the turtle, the squirrel, among others. The dog and the turtle learned how to swim, adding to their skills. They were very happy. The rabbit and the squirrel spent a long time learning but failed, and they were upset. The instructor, the wild duck, said “My two legs can swim, but your four legs can’t? Sweat makes up 90% of success! Go! Quack, quack!”

The analyst, the frog, let out a big sigh: “The rabbit’s forte is sprinting! Why do we only combat weaknesses but not develop strengths?” The intellectual, the crane, said: “Survival requires more skills than one! The rabbit can’t learn to swim, then he can learn to dig holes! The squirrel can’t learn to swim, then he can learn to climb trees!”

Please select a point of view and make clear your position. Choose your essay style and give your own title. Don’t stray from the provided material and its ideas. Don’t plagiarize.

 Additional Essay Prompt For Beijing Test-Takers

There's a song that goes: "I have a pair of invisible wings / that let me fly, give me hope. / I have a pair of invisible wings / that let me fly, fly far away." Using "I have a pair of invisible wings" as your topic, write an essay of no less than 800 words. Select your own literary form, excluding poetry. [The lyrics are from the popular 2006 song, "Invisible Wings," by Taiwanese pop star Angela Chang.]

The essay questions above are translated from test material released by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this week.

波士顿的初夏真是让人心情大佳。晚上九点天空还是淡蓝淡蓝的一片。而且终日温度都在20度上下。户外有花有鸟还有鸟人。我是完完全全满足于这样的居住环境的。如果不考虑那寒冬--只有6个月的冬天，也不考虑那仲夏，只有4个月的光景，波士顿还是一个很完美的地方。

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有借口在外面溜达，这是因为要在离开之前寄些文件给房东，也因为例行的一些volunteer活动。我总喜欢在路上走着飞快，遇见蔚蓝的天，熙攘的街道，走路一定得把头前后摇摆的鸽子们，还看见着游人来来去去，碰上了地铁出口那广场上三两支乐队兴奋得卖唱，一个唱得比一个起劲，当然也唱得格外悦耳。在景点的游人总是欢悦的，这大概是学校作为景点的一个大好处吧。至少于我，每每在夏日的下午经过广场，都觉得格外轻松。

在街上我走的飞快时更像是在跑步。特别是要冲红灯的时候，更是跑得激烈。跑步时竟想起了踢球，那算是中学时每个周五下午必要的活动吧。球场上的奔跑，肆无忌惮的奔跑，还有那不能再烂的球技，这一切是那么的记忆犹新。或许大学以后的忙碌无形间让时间变得飞快。所以于我心中十年八年的间隔，并不如真实般那么遥远。

要去明媚的祖国工作一段时间，或许是个机会，装成是学生，混迹于大学中找“同学”踢球；或许就把踢球的事情当成昨日的记忆，不再触动？

最近几本在看的书，都蛮值得推荐。

"America: the last best hope" by William Bennett. 看上去是蛮好的美国史作品，作者是前任教育部部长，他写的那个序已经让人激动不已。

"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 by Haruki Murakami，也就是村上春树。一如既往的追星。

"Microsoft .NET Remoting权威指南", 微软出版社的书，前几章还是讲了蛮多distributed computing概念上的东西，是那种不用在电脑旁边就能念的书。

"Probability with Martingale", 我知道很浅-___-, 不过念多几遍，其意自现，而且要承认自己的无知。不过对着书上的符号念念想想，有时候也蛮能训练intuition的。

"An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learning theory", 刚上完这门课，书写得蛮浅的，也是一本能边看文学城边念的书。

"managing investment portfolios", 要跟人家闺女找找共同点，决定学点finance, 必要的时候要跟人家讨论一下为什么black scholes不能用在American option中，唬唬本科毕业生，还是足够的。

"The three cultures" by Jerome Kagan, 米国院士写的书，的确不好懂。主要写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三者研究方法的不同。我觉得做"inter disciplinary research"（跨学科研究）还是蛮值得念一念的。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算是对建国前后高等教育界的一点补习了。好像头头尾尾那几章写得都挺好的，中间的还凑合。

《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要学会拿古人的智慧来治今天的女人。

好吧，看上去我花了很多时间念奇淫之书，其实不是的。在二胖的激烈抗争下，我渐渐把每天念书的时间压在4小时以内，剩下的时间就是写论文做研究写论文做研究，早点毕业，早点做禽教授。

有些书很值得读一遍以上。《上学记》就是其中的一本。上一篇博文中转载的便是《上学记》的序言。我总在想，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对幸福的追求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找一个（或多于一个）姿色分子相伴么？

by 葛兆光

近十来年里，何兆武先生和我都在清华大学教书，虽然说起来算是同事，但因为他很早退休，所以，见面常常是在同去办公室取邮件的时候，或者是在清华园里散步购物的时候。不时收到何先生赠送的新著和新译，不由得感叹他的学术生命力。何先生生于一九二一年，比我父亲还长一岁，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辈，轻易不敢去打扰。这次，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上学记》，不知为什么，想起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在病榻上，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望着天花板，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从福州的家办私塾到官立学堂，从抗战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到已是“晴朗的天 ”的南京军政大学，让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著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 ( http://www.tecn.cn )
    现在，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联大，再回到北京的“革大”，仿佛那一天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 ( http://www.tecn.cn )
    
    亲历历史：那一代的人和事
    
    慢慢地看这份珍贵的口述资料，好像随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军阀互相打，国共也在打，日本人打进来，把中国变成一个杀戮场，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又成了另一个大战场，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是，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简直是连了几十年。不过，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可历史并不仅仅是“大纲”，正像何先生评论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就像“注册组的报告”，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因此，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 http://www.tecn.cn )
    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北京从军阀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 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尽管他事后想起来，最好的读书日子，只有“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但是，就在这一样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三年和流离颠沛的七年中，毕竟他还有读《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钟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也许，那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切”一样，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 http://www.tecn.cn )
    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记得前年夏天，父亲谈起他在闽北山区流亡时的暨南大学生活，对于我，好像就陌生一些，因为毕竟他是学国际贸易的，他身边的那一圈人，我大多不熟悉，只是听他谈起何炳松先生，让我对这个《新史学》的翻译者有一些新印象。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学家，又远比我父亲的阅历丰富，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民主人士张奚若、有战国策派雷海宗、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当然，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殷福生（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这些我们文史领域中人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 http://www.tecn.cn )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他回忆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与王浩关于“幸福”的讨论，也许，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 ( http://www.tecn.cn )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王浩）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 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艾略特的一段话：“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it is a daily battle.The only end to it，if we live to the end，is holiness. 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 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 http://www.tecn.cn )
    据说，何先生与王浩之间有过多次讨论，“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那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论，说明这一观念在何先生心中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 ( http://www.tecn.cn )
    
    幸福：什么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除了这一次和王浩的谈话中，说到“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把幸福看成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外，我注意到，何先生在口述自传中，还特别反复郑重地再次提起“幸福”一词，他说那时他曾想要写一本《幸福论》，他觉得，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是不是钱越多就越幸福？好像并不是那样，毕竟人所愿望的是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或金钱的满足。在一处他又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另一处他再次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也就是说，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我想，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 http://www.tecn.cn )
    何先生回忆中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也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比我年轻一代的，也就是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时候的中小学生，他们大概也有一个情结，就是对个人崇拜的情结，一听到伟大领袖，马上泪流满面，我想现在一代的青年人恐怕也没有那种情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时代情结就是仇恨日本。”这当然不是一种狭隘的仇日情绪，其实应当理解为对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现实的危机，加上自从一八九五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签订以来，直到一九三一年的东北沦陷，再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这一次次的受辱，自然积成了这种心情。 ( http://www.tecn.cn )
    在这种心情中，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自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性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这是一代人的感情倾向。记得那一年我曾经问我父亲，为什么要放弃上海好端端的金饭碗，跑到南京军政大学去吃八路的小米干粮？父亲沉吟半晌，只简单地说这是潮流。不过，追赶潮流并不意味着是见风使舵的政治倾向。何先生对于政治，对于那种被政党意识形态垄断了的所谓“政治”并不热心，这也许是他父亲的遗传，在这份口述历史中，他说，“我的父亲不是国民党党员，至少我不知道他是，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小时候我经常听他这么说，所以我想他不是党员”;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他上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学潮，大都是不满当时的政府，不然也不成其为“潮”，包括“一二?九”运动。他说，凡YX他都参加，但是有一个界限，那就是只参加爱国学潮。原因是什么呢？他说：“第一，自己不是（政治）那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YX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 http://www.tecn.cn )
    有人说，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整个地向西转了，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知识分子的主要倾向就是“西化”。不过，这个理解可能太简单，应该看到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向西方“现代性”看齐的方式，反过来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诉求，追寻民族和国家自立和富强的愿景，在“世界主义”的外衣下，凸现着一种曾经被称作是 “民族主义”的感情。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就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虽然这种纠缠的心情，有时候会被看成是“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因为救亡是追求富强，依靠的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所以，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一体两面。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追随那些可以拯救国家、导致富强的大潮流，特别是在外敌压境的危机中，更是常常希望“东方红，太阳升”。这种心情，是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一代历史的人所不太能够理解的。 ( http://www.tecn.cn )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太能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幸福观和自由观好像都有些太单纯甚至太简单”，何先生很感慨。的确是很单纯很简单，但单纯和简单未必就不美好，比如说他们爱国，国家富强是他们观念世界中最优先的选项，在这个选项下，他们会接受能够达成目标的观念、制度和策略，而批判或抵制不能达成这一理想的做法。正像何先生所说的，“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现在，流行时尚是批判普遍性，质疑源自西方的民主、科学和自由，强调文化多元，似乎要特立独行，鄙视遵守规则，觉得知识分子永远是冷峻而超然的批判者和搅乱者，这也许有它的洞见。但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我们却需要理解和尊重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所谓普遍真理和永恒价值的选择。在那个时代，他们却宁愿相信“历史的普遍规律”，相信民主、自由和科学。因此，他们会对国民党搞党国一体的专制非常反感，觉得它是看错潮流走错了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效仿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凭了这一点，他们对解放区、新中国有好感;但他们同样也批评解放后的胡搅蛮干，他引用了张奚若先生的话，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他说，“这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 ( http://www.tecn.cn )
    对国家（不是政府）的忠诚，对政治（不是政党）的疏离，看起来冲突，实际上统一，我相信这就是那一代中国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有专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关于这一话题，现在讨论的著作已经很多了，不过书本常常只是一些理论，并不好拿它来截长续短、按图索骥。特别是像何先生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身处万方多难的社会中，成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好像并不如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我以前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看到里面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outsider），认为他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在中国现实中，这话也许只对一半，因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那种精神紧张和生存危机中，人们无法不向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富强的国家，他们无法成为“局外人”，也不可能仅仅是“反对”。何先生那一代人，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这是超越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基础。 ( http://www.tecn.cn )
    
    风度与修养：现在还需要绅士吗？
    
    二○○一年，清华大学曾经试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庆祝会，邀请了一些人来座谈，我记得有当时还在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先生、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先生、世界史所的于沛先生等等。这些都是何先生的熟人，但是何先生一直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也许，有的人以为这只是做做谦让的姿态，但是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我参加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祝寿会，而这次主角缺席的祝寿会，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现在学术界文化界的风气，不说大家也知道，可是，我见到的何先生，始终谦和而从容，在大家谈兴很高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如果话音稍停，他也会很高兴地说上两句，绝不让大家扫兴。说起来，他的著作和译作等身，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始终处世很低调。 ( http://www.tecn.cn )
    我常常在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但是，仅仅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上学记》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同意，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我近来越来越感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尽管他自己很谦虚地说，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书》、读冰心的散文和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肚子里面积攒了东方和西方的好多文化知识，他也曾看了《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后，学唱英文歌曲，他回忆那个时候听的古诺的《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圣母颂》，觉得“回肠荡气，简直令人销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 ( http://www.tecn.cn )
    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Albert Shils）在《传统》里面曾经说道，“何谓传统？凡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信念、形象、行为和制度都是传统，自觉性的高低是次要问题，但必须通过三代（时间的长短不拘），也就是通过两传才能成为传统”。我不知道那种从容、自省和乐观的气质，是不是也需要两三代家庭的熏陶和从小浸染才能够获得，但是这种近乎贵族气质的传统，在现在这个变动不居、关系万千重的社会中，似乎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古代中国经常的改朝换代，近代中国太多的底层革命，使得气度好像成了虚伪，风度可能是无能的别名。非得“幸分一杯羹”才能成为胜者，不顾孤儿寡母才能黄袍加身，“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无往不利，“千万别把我当人”倒成了可夸耀的名言。世事对何先生这样的人未必公平，社会对有修养的传统也不见得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人心中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口号，这是很可悲的。席尔斯说，英文字tradition的拉丁语根是traditio，在罗马法中意指一种继承私有财产的方式，但今天英文中的tradition则指一切在传承中能维持不变或重新呈现的东西，但是，不仅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没法延续，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现代，我总担心，那份从容和宽厚，还能够不受世事的冲击而继承下来吗？ ( http://www.tecn.cn )
    何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时，说到日本轰炸时的梅贻琦和吴晗，“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而这种气度或者风度，需要长期的修炼和熏染，也需要一个人对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 ( http://www.tecn.cn )
    
    结语
    
    《上学记》谈到一九四九年便戛然而止，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前半生上学的过程，保留在何先生的记忆里，而进入绝大多数读者记忆中的，却是后半生的何先生。何先生曾参加过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他自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不仅有中文本还有英文本；对于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他有精确的评述，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历史学》中就记录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他翻译的许多西方古典，更是影响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像我印象最深的就有《思想录》、《历史的观念》、《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等；对于明清两代西洋传教士来华的历史，他也有自己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就广泛讨论了自徐光启到李善兰，明清两代中国与西洋的文化接触。可惜的是，这些在《上学记》里面都没有提到，我曾经向何先生建议把口述历史继续下去，何先生笑而不答。 ( http://www.tecn.cn )
    同住清华，常常看到何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往照澜院和普吉院，觉得他真是很健康，从心里为他高兴，有时候和何先生遇见，也只是寒暄几句。可是，当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何先生因为偶然病恙，却两次住进医院，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八十五岁了。八十五岁的老人，那一生经历该是多么丰富而复杂，前些天，我和何先生的学生彭刚一起去医院看望他，被医生命令不准下床的他，手里正拿着《资治通鉴》，看到这一幕，不知为什么我却有一种奇怪的联想，如果说，《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古代中国的整体历史，而在拿着《资治通鉴》的何先生身上，却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具体历史，在这个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和具体历史之间，该有多少故事？ ( http://www.tecn.cn )
    走出医院，我想起了《上学记》里面的一段话：“‘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初稿二○○六年三月七日修改
    《读书》，2006年第6期